陈光中谈两规定出台经过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本报专访陈光中教授，讲述两个规定出台的经过及争议的焦点。

更需要实力。没有实力作为依靠的梦想 ：很多法律的起草都有专家学者的参与，两《规定》的起草是否也经过了专家学者的参与和研讨？

陈光中：2008年，中央政法委部署司法体制改革，在相关文件中，并没有说要征求专家的意见。这两个《规定》是五部门内部讨论形成的。

但在中央政法委布置任务以前，最高法自己搞了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草稿）》，参考了我主编的《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定稿》，当时最高法也邀请了几位专家征求意见，我也参加了。据我所知，中央政法委布置任务后，最高法院就用这个草稿作为基础，来征求实务部门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形成现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并没有专家事先参与过正式的讨论。只是在2009年刑事诉讼法年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对这个规定做了概括性的介绍，大家有过讨论，提出了一些意见。但文件草稿，学者始终没有参与过讨论。

：两《规定》历时两年多出台，期间，各部门之间是怎么协调的？

陈光中：我们没有参与，各部门怎么协调的，我不知道。这两个《规定》最初是委托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搞的，后来转委托给最高法。

大概在上届人大期间，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准备刑诉法的修改工作，在一些重点问题上，曾多次开会研究。在一次会议上，一揽子抛出5个问题，其中包括证据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争议最大的一个就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全国人大写进了条文，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却没有正式写上，在当时的文件中用了这么一句话：有专家建议，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也应该写进条文（大意如此）。这虽不是正式条文，但也遭到实务部门的强烈反对： 中国现行条件下，实物证据不能排除。 这种情况下，法工委也没敢往上写。当时我觉得，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能够规定进去，就算不错了，实物证据是没戏了。那次讨论我印象深刻。

：两《规定》没有专家的参与，对这两个《规定》，专家是否满意？

陈光中：我们看了以后，基本上是满意的。我认为，这两个文件的方向是往民主法治化方向发展，专家尽管没有参与，总体的态度是支持的。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从我个人来说，满意的程度更高一些。

当年，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会议时，讨论过好几次，反对相当强烈。现在文件规定到这个地步，很不容易。所以我在文章里写道：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论和分歧。如今尘埃落定，实属不易。

作为过来人，我体会到，也是赵作海做了 贡献 ，以冤案的代价，让实务部门反省。

：这两个《规定》是否还有待完善的地方？

陈光中：《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明确规定了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必须具有唯一性。问题是，死刑案件要规定达到唯一性，非死刑案件，怎么办？这一点，似乎回避了。也就是说，达不到唯一性就是疑案，疑案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就应该宣告无罪。该《规定》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实际上，有的案件达不到唯一性，但是很接近，为了怕放纵犯罪，疑罪从轻处罚，留有余地，这就导致了有些案件不敢果断宣告无罪，导致发生了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这样的冤案。

中国的法治理念，打击犯罪很重要，放纵坏人还是不行的。因为疑罪从无本身就有放纵坏人的风险，要是不能承担这个风险，就不能这样做。这点上，最高法院的态度是不鲜明的，这是很大的漏洞。

：两《规定》是否能遏制刑讯逼供？

陈光中：肯定能起重要作用，但不一定就能完全奏效。它是事后排除，事后起到警示和预防作用。而不是源头预防，直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如何预防刑讯逼供，现有的规定中没有体现。

（相关报道见A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