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作者：蒋 峰

2012年春天我在南京，有天下午去一家书店避雨。很小一张门面，要弯着腰下几节台阶才能进来，里面几乎没有灯，所有的书都是零散堆在地上，我要跟跳房子一样找地儿下脚。反而书架上没几本书，仿都是通过搜索引擎来保住自己的那块蛋糕的。这就是今天浏览器战争的硝烟从那里吹来的佛从书架到书垛是条单行道，读者把书从架上拽下来，翻几页扔在书垛上，老板就懒得把它们再一一塞回去了。我以为挑不出什么，雨停之前还是找到两本书准备结账，一本是梁实秋的集子，这是我在写作文的年纪就喜欢的作家；另一本是我朋友的旧作，以前见到他都是假装看过这本书，读一读让自己别那么心虚。诡异的事情在结账时发生了，我拿到门口问老板多少钱。他一脸茫然，皱眉看着我。我知道这种小书店价钱不定，有些是全价，大部分会打折，具体的折扣要看出版的年份和版次，甚至要靠考虑那年代的物价，这是个复杂的换算。他把两本书放到公平秤上，告诉我一斤二两，算我七块。我没明白，问他怎么算的。好像我在怀疑他的业界良心，他让我再看秤，指着上面的数字大声说政府根据差额补贴。这样就解放了价格：“六块一斤，十元两斤。”

这是让每个写作者都会心碎的一句话。我去过很多城市，很多书店，我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问出菜市场一样的口令 这书怎么卖的，多少钱一斤？而事实上，菜市场也很难找着比十元两斤更便宜的东西。猪肉十五一斤，牛羊三十一斤，香蕉苹果也不止这个价。真的，每个字要写多重才能生存？

我十四岁立志当作家，十八岁开始写作，小时候以为作家可以有很多种活法，像歌德那样高光，像卡夫卡那样阴暗，像拜伦那样多情，像福楼拜那样孤独，像格林那样居无定所，像厄普代克那样足不出户。他们都写过好书，都曾激励我前行，可我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这些大师的作品就像牛羊肉那样滴着血，放在秤上论斤卖。

对文学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视听艺术更快捷更准确地替代了文字阅读；每年人均读书不到五本，其中还算上中小学生的二十本教材；图书出版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向下递减；近十年的研讨会都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或是还有多久会死；那些剩下的作家，仿佛邪教城员一般稀少而古怪。这种种的一切让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质疑，最初的梦想是不是一个死胡同？十五年前王小波就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他说他要做那个反熵的人，他认为他有文学才能，他要做这件事。他提醒过我们做这件事有多苦，只是他没说有那么苦，而且十五年后会更苦。

我零四年出版第一本书，到现在正好十年，陆续出版几本长篇。或好或坏，但我一直在努力。有过一些吹捧之辞，说我如何坚持，如何有实力有潜力，早晚成大器。这些恳请不要再讲，听起来说起来都像是酒醉之后的失败之音。说多了没意思，我肯定往前走。也有人劝做些富贵事，反问我，继续写作有意义吗，难道写得过博尔赫斯吗？说这话的是前辈，我担心是好意，所以没翻脸离席。我想回答他，首先，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写得过博尔赫斯，他站得再高也没挡着我的路；再说，就算写不过，就算一万个写作者才能顶出一个博尔赫斯，我起码可以为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白骨贡献一个单位，不要那么怀疑地看着我，我没粉饰自己，总要有人做白骨。

这十年所有审判文学的研讨会我都没参加，我不相信文学会死，我不相信我的梦想是一个死胡同。没有理由，我必须信，因为只有相信这些，我才有力气干好这件事。也许这些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还要写作。这是文学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要是文学哪天真的守不住了，那我就做一个文学守陵人，告诉来往的后人，文学曾经葬这里。

蒋峰简介

·198 年出生，长春人，双子座。现居北京。

·2002年9月进入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次年从该校退学。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诚客优品签约编剧。

·2002年因《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获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代表作有《维以不永伤》《淡蓝时光》《恋爱宝典》《为他准备的谋杀》《白色流淌一片》，部分作品被译介至俄罗斯、法国等。

·《遗腹子》荣获2011年人民文学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我打的地方》，长篇小说《维以不永伤》、《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淡蓝时光》、《恋爱宝典》和《为他准备的谋杀》，作品集《才华是通行证》等书。

（实习：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