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拿甚么与中国叫板透视印度制造战略

　　摘要：最近一个多月中印边境紧张对峙的局势，让国民不安地把眼光转向印度。说实在的，大多数中国人仿佛不太关心这个邻居。然而，这个邻居一直非常紧张地盯着中国。而制造业，则是一个重点。

　　最近一个多月中印边境紧张对峙的局势，让国民不安地把眼光转向印度。说实在的，大多数中国人仿佛不太关心这个邻居。但是，这个邻居一直非常紧张地盯着中国。而制造业，则是一个重点。

　　2017年初，印度政府批准了总额达15亿美元的特别嘉奖计划（MSIPS），以此助推印度实现2020年电子产品实现“净进口为零”的目标。这项雄心勃勃的产业激励计划其实只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2014年9月，就任总理不到半年的莫迪正式推出“印度制造”战略。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FDI）、降低行业准入标准、改善国内营商环境，莫迪意欲撬动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以此推动印度工业化进程、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全面提升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

　　特殊产业结构的困扰

　　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不足是长期困扰印度的问题。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14年的估算，印度农业、工业、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17.9%、24.2%和57.9%，但是却分别雇佣了49%、20%和 1%的劳动力。从产业结构上看，印度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其他国家相比，其工业部门占比明显落后，但是服务业占比却与发达国家趋同。对这类特殊的产业结构，很多印度当政者曾主张“逾越”以制造业突起为代表的“工业时期”，直接迈向以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时期”和“信息时代”。几年前印度自我标榜 “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实验室”，并大力发展软件编程、语音呼唤、生物制药等高新产业就是例证。

　　但是，对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印度而言，高新产业的光鲜外表却难以掩盖其内部种种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问题——印度经济整体就业机会不足、整体效率低下、产业缺少联动、社会整合乏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例如，虽然印度在2004至2009年间经历了GDP年均增长9%的历史性高潮，但却由于经济结构不良而每年仅创造了约一百万个就业机会。然而，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年轻的人口结构使其每年需要最少一千万个就业机会，因此这种“无就业增长”就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因而可知，如何通过推动工业化以规模化创造就业机会，并通过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就成了印度政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与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发展之路

　　印度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素质偏低、资本相对缺少，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理应成为优先发展的行业，但是印度却没有顺应本身资源禀赋，反而走了一条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奇特”道路。 但是，只要仔细审视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史就不难发现，与其说印度主动选择，不如说印度是因为种种限制而被迫走上了这条与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发展道路。

　　与零星的高端服务业和野蛮生长的非正规服务部门相比，工业制造——哪怕是看起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土地征收、劳工制度、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要求反而更高。这也是为何虽然印度用工价格低廉，但是却仍然难以把劳动力本钱优势转化为优势产能的原因。毕竟，面对遥遥无期漫天要价的土地征收、冗员无数尾大不掉的劳工体系、供应短缺价高质低的基础设施、权力寻租无意发展的官员，再低的用工价格也没法补偿巨大的隐性生产成本。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不触及大量的土地、劳工问题，对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要求也比较低（比如呼唤中心靠自备电源和线就能营业，不需要斟酌交通络、港口物流等问题），因此反而就成了“门槛较低”、“易于发展”的行业。从这个角度上说，印度发展制造业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激活和利用其资源禀赋，从而在国际经济竞合中更好利用其内生的比较优势。

　　为工业“补课”的战略

　　在这类背景下，莫迪的“印度制造”战略实质上就是印度工业的“补课”之举，由于当政者开始意想到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仅仅靠服务业和高端产业根本不可能撬动印度这类10亿人口级别的经济体走向现代化。

　　由于这类“补课”的本质，“印度制造”战略的重点恰恰在于产业政策以外。

　　虽然印度政府在“印度制造”的框架下明确列出了汽车、电器、通讯、电力等10几个重点扶植的产业，但是比起这些具体的产业政策和行业指导，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在工业生态和营商环境方面的改革，毕竟长期限制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桎梏并非产业因素。换句话说，莫迪政府在土地、劳工、税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改革举措构成的广义“印度制造”战略才是真正决定印度工业化进程的核心关键，其重要性高于触及具体产业的狭义“印度制造”。

　　战略实行的难点

　　一个观测“印度制造”能否顺利实行的角度在于印度深化改革的力度和改革遭受阻力的大小。实行狭义上的“印度制造”战略仅牵涉到少数行业精英和相干政府官僚，并没有组织化和政治化的反对权势。因此，只要莫迪下定政治决心，他仅靠动用行政资源就完全能摆平产业政策改革所遇到的阻力。

　　与此对应，想要实行广义上的“印度制造”战略就会触动高度敏感的政治“化学反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例如，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触及人数众多、散布极广的农民阶层；劳工制度改革触及组织严密、选票集中的各行业工会和公共雇员；而税收制度改革，例如商品与服务税（GST）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博弈。毫无疑问，想要推动这些难度极高的改革，仅仅靠领导人的决心是完全不够的，还需要周全的政治动员、精密的利益权衡和奇妙的施政手段。 试点改革与联邦层面推动

　　目前，印度的劳工改革和土地改革由于政治阻力过大，莫迪已经基本放弃在联邦层面推动改革，转而在个别邦——例如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采取试验性的改革政策，再用改革取得的早期收获在其他邦推行改革。

　　虽然2016年印度议会人民院已经批准了宪法修正案，决定对印度税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用统一的商品与服务税（GST）替代现有的邦内和邦际的各种混乱的苛捐杂税。但受去年的废钞政策余波影响 ，原本定于2017年中实行的统一商品与服务税制（GST）计划很有可能被再度延迟。比较而言，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可能是目前莫迪政府推动最快的改革领域。目前，印度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电力局部过剩。同时，各类铁路、公路、城市交通也被提上议程。

　　成功吸引外资与过分追捧

　　一份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表明，仅在“印度制造”战略实施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印度就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细看之下不难发觉，与其说这是“印度制造”战略本身带来的成就，不如说是“印度制造”战略给人们出现的美好预期。作为一个10亿人口级别的经济体，印度一旦成功实行工业化，将会为世界带来1波足以与中国崛起媲美的巨大机遇。尤其是在全球经济震荡调整的大背景下，印度巨大潜力被寄予的期望又被再次放大，受到过分追捧。

　　但是磨擦却总是不断，跟中国掰手段的事情也很多。

　　就在七月底，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对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等地进口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实际上，近年来印度光伏市场发展迅猛，光伏发电能力在过去 年增长了 .7倍，这也受益于中国产品出口的公道价格。这是中印在工业与商业较劲的一个小小缩影。

　　印度巨大的潜力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潜力没有被激起出来，就永久只能是虚无概念。如何克服印度国内的重重矛盾，并最优利用印度内生的资源天赋，因此也就成了印度决策者推动“印度制造”战略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